“文明码”为何引发争议？

自疫情催生“健康码”之后，近日，苏州在“苏城码”APP（2.0版本）上推出了“文明码”，并宣称全国首创。

在苏州“文明码”的功能介绍中，有一句话引起了网友争议——“文明码”可作为警示和惩戒综合文明指数低于下限人员的电子凭证以及外来人口积分入户志愿服务的电子凭证。

据当地最新回应，其初衷旨在倡导文明新风尚，并且是以市民自愿注册为前提，不存在强制行为，“文明码”得分不与个人信用挂钩，对入学、落户以及公共资源的分配均没有影响，也不会作为惩戒的依据。目前，“苏城文明码”阶段性测试已经结束。

即便如此，“文明码”还是触及了数据探照灯下普通人的敏感神经，引发了网友的广泛担忧。为什么这样一个有着良好初衷又顺应智能治理大势的举措会引来质疑呢？

“文明”能被量化吗？

从号称“全国首创”，到“测试结束”，“文明码”的奇幻漂流，脱离了现实生活。

回顾它最初的设想，似乎有那么几分美好——通过“一人一码”方式，构筑文明积分信息识别体系，形成市民文明程度“个性画像”。

据苏州新闻网报道，目前，可以影响这个分数的指数有两个：文明交通指数和文明志愿指数。其他文明指数尚未开放。

但有一个问题，谁有权确定文明的标准和分值？如何通过赋分不同事项，公平、准确、全面地衡量一个人的道德品质？

人性是复杂的，文明有不同的面，也有不同的价值，想要通过一个“文明码”，一网打尽所有文明的标准和内涵，并且准确地进行量化赋分，未免过于自信了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段伟文表示，不管是哪种高精尖的“文明码”，都在很大程度上掺杂了标准与规则制定者的主观意愿。甚至可以说，人的好坏是绝无可能用科学测量和用数据计算出来的，世界上也不存在任何可以科学客观地评价个人文明程度的“文明码”。

此外，大家还关心苏州方面是否遵循了程序正义，其法律依据何在，又是否突破了依法行政的“红线”。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赵鹏对 “苏城文明码”持审慎态度。他表示，社会治理依赖于法律规范和社会规范，其中社会规范涉及道德规范、伦理规范等。因为执法资源有限、对某些违法行为处罚不够等因素，政府想使用其他方法进行治理，这种动机可以理解。但是，这些治理行为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进行。

“政府可以将‘文明码’作为奖励依据，但不宜作为惩戒依据，更不能将公民的就业、社保、就医等基本权利纳入惩戒范围。”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秘书长吴沈括说。

一切都可以数字化吗？

客观上讲，“文明码”的出现并非偶然。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日渐生活在一个数据化的世界中，每个人所留下的各种数据都有可能被分析、被画像，从而实现精准管理、精准营销。

但在一些应用中，已经出现了数据偏见、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等弊端，既影响到人们的现实利益，又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人的基本权利，甚至使人丧失尊严。

这次苏州的“文明码”之所以引来争议，倒不是说它本身有多坏，而是人们对这样一种趋势心怀忧虑，人们担心自己在无情而高效的机器面前将变得越来越脆弱。人们担心，数据化生活一旦蜕变成技术滥用，我们的任何不当行为乃至细微的瑕疵就有可能成为难以抹去的数据疤痕。

段伟文认为，“文明码”穿上了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外衣，可能会导致一种新型的机器官僚主义，让社会处于无人化治理的焦虑之中。

不断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是我们共同的使命。但文明的养成只能循序渐进，而没有捷径可走。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造成了一种错觉，仿佛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数字化，甚至可以简化到通过一套算法、一个App对大规模人群进行精准调控.

技术可以辅助治理，但绝不可以反客为主。而为了避免技术的双刃剑产生恶果，新的治理工具推向社会时必须足够谨慎，并充分征求公众的意见。

数旗智酷创始人唐鹏表示，科技向善，或许已不是什么“科技公司”的商业良知与竞争准则，也不是必须市值达到多少、用户数量达到多少才有资格选择“向善”，“文明码”事件可能在告诉我们：无论对于政府、公司还是其他组织而言，科技向善是数字时代的底线。

科技向善的基本起点也并没有那么艰难，不过是当我们在面对数字世界的时候，思考的起点应该是如何通过数字化改善和赋予人们新的权利，而不是首先考虑如何剥夺人的已有权利。